二．法国大革命 拉姆齐上尉：《无名战争》

 

二．法国大革命

 

拉姆齐上尉：《无名战争》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自罗马沦陷以来欧洲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种新的现象出现在世界面前。

以前从来没有过暴民在响亮但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口号下，以与这些口号所包含的原则毫无关联的方法，组织了一场针对国家所有其他阶级的成功革命。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阶层征服了所有其他阶层；更没有一个阶层扫荡了国家生活和传统的每一个特征，从国王、宗教、贵族、神职人员、宪法、国旗、日历、地名到货币。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尤其是在许多国家都爆发了同样的事件之后。

这种考察所揭示的主要发现是：这场革命不是法国人为改善法国而进行的。 这是外国人的工作，他们的目的是摧毁一切曾经是法国的东西。

这个结论得到了革命委员会高层“外国人”的参考资料的证实，不仅是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还有罗伯斯庇尔本人。

我们有几个人的名字，很明显，他们不是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任何其他国籍的人；他们当然是犹太人。

让我们看看犹太人自己对此怎么说：

“记住法国大革命，我们给它起了个‘伟大’的名字。我们非常清楚它的准备工作，因为这完全是我们的杰作。”
《锡安议定书》——第7号

“我们是第一个在人民群众中喊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人。 愚蠢的非犹太人鹦鹉从四面八方飞下来，落到这些诱饵上，并把世界的福祉带走了。 “外邦人自以为聪明，却愚蠢至极，他们看不到自然界中没有平等，也不可能有自由（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即破坏自己国家的自由）。”
《锡安议定书》——第一号

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掌握了法国大革命复杂事件的万能钥匙。 我们历史书上所描述的那些在屏幕上移动的人物和事件的有些混乱的画面，将突然变成一场协调一致、相互关联的人间悲剧。

当我们开始将1789年的法国、1640年的英国、1917年的俄国、1918-1919年的德国和匈牙利以及1936年的西班牙进行比较时，我们会感到戏剧以一种新的、个人的现实感抓住我们。

“革命是对瘫痪者的打击。” 即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要成功地准备革命，需要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大量的资源，以及远超常人的狡猾和保密。

人们竟然认为“暴民”或“人民”曾经或可能进行如此复杂而昂贵的行动，这真是令人惊奇。 而且，没有比这更危险的错误了，因为这会导致完全无法认识到事件的真正意义，或革命运动的来源和焦点。 组织革命的过程首先是使人瘫痪，其次是打击。 对于第一个过程，即制造瘫痪，保密是至关重要的。 其外在迹象是债务、失去宣传控制以及注定灭亡的国家中存在受外来影响的秘密组织。

债务，特别是国际债务，是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控制手段。通过它，高位者被收买，异己势力和影响被引入政体。 当债务控制牢固确立后，对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控制很快就会随之而来，同时对工业家也进行全面控制。 革命性打击的舞台随后便搭建起来。金融的右手建立瘫痪；而革命左派则手持匕首，给予致命一击。 道德败坏促进了整个过程。

 

到1780年，法国出现了财政瘫痪。 世界上的大金融家们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他们拥有世界上黄金和白银储备的很大一部分，以至于他们让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欠下了他们的债务，当然也包括法国。” 麦克奈尔·威尔逊先生在他的《拿破仑传》中写道，并在第38页继续写道：

在旧欧洲，财富是用土地、作物、畜群和矿产来衡量的；但是现在引入了一种新的标准，即一种被称为“信用”的货币形式。”

法国王国的债务虽然巨大，但并非不可克服，除非以黄金来衡量：如果国王的顾问决定以法国的土地和实际财富为担保发行货币，那么情况很容易得到纠正。 但实际情况是，一个又一个金融家牢牢地控制着局势，他们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打破国际高利贷者强加的制度。

在这种软弱或邪恶之下，高利贷的枷锁只会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可怕，因为债务是以黄金或白银来计算的，而法国既不生产黄金也不生产白银。

那么，谁是新债务机器的统治者呢？这些金银操纵者成功地颠覆了欧洲的财政，并用数百万高利贷取代了真正的财富？

已故的昆斯伯勒夫人，在其重要著作《神秘神权统治》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杰出的名字，她从犹太人伯纳德·拉扎尔于 1894 年出版的《反犹主义》一书中获取了事实。 在伦敦，她给出了本杰明·戈德斯密斯及其兄弟亚伯拉罕·戈德斯密斯、他们的合伙人摩西·莫卡塔及其侄子摩西·蒙蒂菲奥雷爵士的名字，他们与柏林的丹尼尔·伊齐格及其女婿大卫·弗里德兰德以及阿尔萨斯的赫兹·塞尔夫比尔一起直接参与了法国大革命的融资。

这些名字让人想起《锡安议定书》，翻到第20条，我们读到：
“金本位制已经毁掉了采用它的国家，因为它无法满足对货币的需求，更何况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将黄金从流通中移除。”

再者：

“贷款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统治者的头上……他们伸出双手乞求。”

没有哪句话能更恰当地描述法国所面临的困境。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拿破仑传》第一卷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这些金融家对待政府就像高利贷者对待破产的浪荡子一样，他们一方面满足浪荡子的挥霍，另一方面又从浪荡子破败的家产中榨取最不合理的报酬。” 通过一连串的这些毁灭性的贷款，以及为担保这些贷款而授予的各种权利，法国的整个财政陷入了完全的混乱。”

路易国王在这些日益混乱的最后几年里的财政大臣是内克尔，一个德国血统的“瑞士人”，德国教授的儿子，麦克奈尔·威尔逊这样写道：

“内克尔作为债务体系的代表，对该体系效忠，强行进入国王的财政部。”

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内克尔的忠诚所激发的政策；加上他以前的记录是一个大胆而不择手段的投机者这一事实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的国民财政在他的有害庇护下迅速恶化，以至于经过四年的操纵，不幸的国王政府又承担了 1.7 亿英镑的额外债务，而且更加严重。

到 1730 年，共济会从英国传入法国。 到1771年，该运动已发展到如此规模，以至于菲利普·夏尔特公爵（后来的奥尔良公爵）成为大宗师。 这种共济会，在早期，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人员上，基本上都是无辜的；但是，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真正的推动者是冷酷无情的嗜血之徒。

 

奥尔良公爵不是后一种人。 虽然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而且是一个挥霍无度、虚荣心强、野心勃勃的放荡者，但他除了推翻国王，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君主的民主君主制之外，没有其他动机。 此外，由于他智力低下，他成了革命第一阶段和最温和阶段的理想的替罪羊，成了他可能几乎不认识的人的工具；在他卑鄙的角色扮演完毕后，这些人很快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接替他成为革命领袖的米拉波侯爵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他比奥尔良公爵更有能力，但却是一个如此肮脏的放荡者，以至于被他自己的阶级所回避，并且不止一次被他自己的父亲囚禁。

众所周知，他曾受犹太光明会首领摩西·门德尔松的资助，而且与犹太妇女赫兹夫人的交往比她的丈夫还要多。 他不仅是法国共济会早期体面年代的傀儡，而且将光明会引入法国。这种光明会是共济会背后的秘密革命社团。

光照会渗透到所有大东方共济会会所，并由卡巴拉犹太人支持和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奥尔良公爵和塔列朗都是在米拉波将光明会从法兰克福引入法国后不久，由米拉波引入光明会的，光明会的总部于 1782 年在亚当·魏斯豪普特领导下在法兰克福成立。

1785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似乎是天上的力量在最后一刻试图警告法国和欧洲，提防这些集结起来的邪恶力量。 在雷根斯堡，一道闪电击中了一位光明会的信使，并将其击毙。 警方在尸体上发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与世界革命计划有关。 于是巴伐利亚政府搜查了光照派的总部，发现了更多的证据。 法国当局被告知，但瘫痪进行得已经太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到 1789 年，法国有两千多个分会隶属于国际革命的直接工具大东方社，其成员超过 10 万人。

因此，我们得到了摩西·门德尔松领导下的犹太光明会和魏斯豪普特领导下的共济会光明会，它们被确立为覆盖整个法国的强大秘密组织的内部控制。 在光明会之下，是东方共济会，在东方共济会之下，是蓝色或者国家共济会，直到 1773 年，菲利普·奥尔良一夜之间将它转变为东方共济会。平等公爵几乎没有怀疑他所祈求的是撒旦的力量，而这些力量确实是撒旦的。 路西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明使者”；而光明会则指那些被光明照亮的人。

到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时，秘密组织对行政权力的瘫痪已经完成。

通过控制舆论和宣传而造成的瘫痪在当时也已进展顺利。

这就是它完成的方式。

到 1780 年，由于奥尔良公爵肆无忌惮的赌博和挥霍，他 80 万里弗尔的全部收入都抵押给了放债人。 1781 年，为了换取住宿，他签署文件，将他的宫殿、庄园和房子——皇家宫殿——移交给他的债权人，并授权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用于政治、印刷、传单、赌博、讲座、妓院、酒馆、剧院、艺术画廊、体育运动和其他用途的中心，这个中心日后愈加放荡。 事实上，平等公爵的金融主子利用他的名义和财产，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宣传和腐败机构，迎合了人性的所有最低级本能；并用其印刷机和辩论俱乐部所生产的肮脏、诽谤和革命性产品淹没了聚集起来的大量人群。 正如斯卡德在《血统王子》中写道：

 

“它给警察带来的麻烦比其他所有地区都多。” 值得注意的是，债权人在皇家宫殿安装的总经理是德·拉克洛斯，一位外来政治冒险家，《危险关系》和其他色情作品的作者，据说“因为他热爱政治，所以研究爱情政治”。

这种持续不断的腐败和破坏性宣传与一系列有组织的人身攻击联系在一起，这些攻击针对的是雅各宾派认为可能挡住他们去路的任何公众人物，其性质之卑劣和肆无忌惮达到了极点。 这个过程被称为“L'infamie”。

玛丽·安托瓦内特本人就是这种典型的犹太人攻击形式的主要目标之一。 对她的谎言或辱骂已经卑鄙到了无所不尽其极。 玛丽·安托瓦内特比软弱懒惰的路易十六更聪明、更警觉、更有活力，是革命的一大障碍。 此外，她还收到了来自奥地利姐姐的许多关于共济会的警告；毫无疑问，此时她已比几年前写信给姐姐时更清楚共济会的意义：

 

在这里，它远没有在欧洲其他地方那么重要。 这里一切都是公开的，人们什么都知道。 那么危险又在哪里呢？ 如果这是一个政治秘密社团，人们可能会担心。 但相反，政府却任其蔓延，它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协会，其目的是团结和慈善。 人们吃饭、唱歌、谈话，这让国王有机会说，喝酒唱歌的人不会被怀疑组织阴谋。 这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因为我们被告知上帝在所有人的嘴唇上。 他们非常慈善。 他们抚养贫困和已故成员的子女。 他们给女儿们嫁妆。 这有什么害处呢？”

如果这些无可指责的伪装没有掩盖更黑暗的阴谋，那又有什么危害呢？ 毫无疑问，魏斯豪普特和门德尔松的代理人向他们报告了王后信件的内容；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满意地搓着手；他们的手渴望摧毁法国和王后的生命；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信号，将秘密阴谋转化为“九月大屠杀”和断头台的血腥屠杀。

为了进一步诽谤王后，当时安排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当时金融家和粮食投机商故意在巴黎制造贫困和饥饿的条件。

雅各宾派的一个代理人以女王的名义在宫廷珠宝商那里订购了一条价值近 25 万英镑的钻石项链。 不幸的王后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直到有人把项链送到她面前让她接受，她自然声明与此事无关，并指出，当法国的财政状况如此糟糕时，她认为订购这种东西是不对的。 然而，皇家宫殿的印刷机全力以赴地印刷有关此事的消息，各种各样的批评都指向了王后。 然后，报刊又捏造了一起丑闻，他们从皇家宫殿找来一个妓女，让她装扮成王后；通过伪造的信件，罗昂红衣主教被引诱到皇家宫殿，在午夜时分与假王后会面，他以为王后就项链一事向他寻求建议和帮助。不用说，这件事立即被报告给印刷机和传单作者，他们发起了一场进一步的运动，其中包含关于整个事件的最肮脏的影射。 幕后推手是卡里奥斯特罗，又名约瑟夫·巴尔萨莫，是巴勒莫的一名犹太人，卡巴拉艺术博士，光明会成员，1774 年在法兰克福由魏斯豪普特介绍加入。 当项链最终达到其目的时，它被送往伦敦，在那里，大部分宝石被犹太人伊莱亚森保留。

类似性质的攻击也针对许多其他正派人士，他们抵制，雅各宾俱乐部的势力。 经过八年的努力，通过掌握宣传而造成的瘫痪过程已经完成。

因此，在各个方面，到 1789 年，当金融家们迫使国王召集三级会议时，他们革命计划的第一部分（即瘫痪）已经完成。

 

现在只剩下打击或一系列打击，这些打击将剥夺法国的王位、教堂、宪法、贵族、神职人员、绅士、资产阶级、传统和文化；当断头台的工作完成后，留下的是在异族金融独裁统治下的公民伐木工和挑水工。

从1789年开始，一系列革命行动被启动；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暴力；每一个都推出了新的需求和更暴力革命的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反过来又被革命背后真正力量的傀儡所抛弃，他们的头颅滚入篮中，与昨天被他们所害的人们为伍。

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埃加利泰被利用来为革命做准备；他的名字和影响力被用来保护初期的革命俱乐部；普及共济会和皇家宫殿；并赞助诸如妇女游行到凡尔赛宫等活动。 这些“妇女”大多是乔装打扮的男人。

奥尔良公爵认为国王和王后会被暴民刺杀，而他自己会被宣布为民主国王。 然而，游行的真正策划者却另有打算。 一个主要目标是确保将王室成员迁往巴黎，在那里他们将摆脱军队的保护，并受雅各宾派占主导地位的巴黎公社或巴黎县议会的控制。

 

平等公爵被他们继续利用，一直到对国王的生命进行投票的关头，他通过领导公开投票来支持他表弟的死亡判决，从而为他卑鄙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的主人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不久，他在各阶级的诅咒声中，步其表弟的后尘，走上了断头台。

米拉波扮演了与平等公爵相似的角色。 他本意是让路易成为民主君主，而他自己成为首席顾问，革命到此为止。 他并不想看到国王受到暴力伤害。 相反，在他神秘地死于毒药之前的最后几天，他竭尽全力将国王从巴黎带走，并交由仍然指挥军队的忠诚将军负责。 他是最后一个主宰这个从东方共济会和光照会的秘密俱乐部中脱颖而出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嗜血的革命中心的温和派和保皇派。

正是米拉波洪亮的声音才控制住了聚集在其中的杀人狂热分子的怒火。 毫无疑问，他最终认识到了他长期以来努力释放的野兽的真实本性和力量。

在他最后一次试图通过将王室成员带出巴黎来拯救王室的行动中，他实际上成功地压制了雅各宾俱乐部中的所有反对意见。 当晚，他因突发急病而死；正如《钻石项链》的作者所写：“路易并非不知道米拉波是被毒死的。”

因此，就像之前的菲利普平等公爵，以及后来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米拉波也在他的角色扮演完毕后被从舞台上移走了。 我们想起了《锡安长老会纪要》第15条中的一段话：

“我们处决共济会会员的方式是，除了兄弟会成员之外，没有人会怀疑。”

还有：

“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对待那些知道太多的非犹太人石匠。”

正如斯卡德先生在《米拉波传》中所写的那样：

“他死于革命可能被阻止的时刻。”

在革命的初期阶段，拉法耶特的身影在几个重要的场合都占据了舞台。

 

他是一位简单的共济会会员，他不知道自己被带到哪里，他乘坐的船只他没有完全探索过，他完全不了解船只行驶的潮流。

虽然他很受革命群众的欢迎，但他非常严厉地处理了几起革命暴力事件，尤其是在妇女向凡尔赛进军期间、在袭击杜伊勒里宫期间以及在战神广场期间。 他也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君主制，并且不会容忍任何对国王的威胁，即使是来自菲利普平等公爵，在妇女游行到凡尔赛宫期间和之后，他都以最大的敌意对待菲利普平等公爵，因为他相信菲利普平等公爵在那次游行中意图刺杀国王，并篡夺王位。

显然，他成了革命幕后势力的障碍，因此被派往奥地利作战，而这场战争是议会强迫路易宣布的。 他曾一度冲回巴黎，试图拯救国王；但他又被送回战场。 米拉波死后，路易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现在，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等狂热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主宰了整个局面。

1792年9月，发生了可怕的“九月大屠杀”；仅在巴黎的监狱中就有8000人被杀害，全国各地还有更多人被杀害。

这里应该指出，这些受害者被公社检察官曼努埃尔逮捕并关押在监狱里，直到大屠杀发生。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显然对幕后运作的影响力了解甚多。 他在《拿破仑传》第二卷第 30 页写道：

“巴黎公社现在是雅各宾派的犹太公会，当然要求流血。”

他在第56页写道：

“雅各宾派在巴黎的势力是不可抗拒的，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在犹太教堂里分享着高位。”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同一作品中写到公社时说：

“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似乎是外国人。”

这些“外国人”中，有些人的名字值得注意。 肖德洛·德·拉克洛，皇家宫殿的经理，据说有西班牙血统。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公社检察官曼努埃尔。 正是他在国民公会中发起了对王室的攻击，最终导致路易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 还有画家大卫，他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该委员会“审判”了受害者。 他总是高声呼喊着要处死。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写道，他的声音总是高亢地呼喊着死亡，这个恶魔过去常常用专业的短语“让我们磨够红色”来开始他“血腥的一天”。

 

正是大卫开创了「至上存在」崇拜；并组织了“取代了所有理性的虔诚外在表现的这种异教徒的哑剧表演。”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拿破仑传》，第二卷）

有鲁贝尔和戈希尔，他们是五位“督政官”中的两位，他们与长老会一起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组成了政府，被称为督政府。

当然，“董事”和“长老”这两个词是犹太人的典型特征。

这里应该再作一个观察；那就是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这部重要著作共九卷，揭示了如此多的真相，但实际上却鲜为人知，从未与他的其他作品一起重印，而且几乎无法获得。

熟悉犹太人伎俩的人会充分理解这一事实的意义；以及它赋予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关于法国大革命幕后势力的证据的额外重要性。

让我们回到巴黎的场景。 罗伯斯庇尔现在孤身一人，表面上是场景的主人；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 让我们翻开 G. Renier 写的《罗伯斯庇尔传》，他的写作让人觉得他似乎知道犹太人的秘密。 他写道：

“从1794年4月到7月（罗伯斯庇尔倒台），恐怖统治达到了顶峰。 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裁，更不是罗伯斯庇尔的独裁。大约有 20 人（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分享了权力。”

“1794 年 7 月 28 日，”再次引用Renier先生的话，“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了长篇演讲……对极端恐怖分子进行猛烈抨击——发表了含糊不清的笼统指责。‘我不敢在此时此地说出他们的名字。 我不能完全揭开遮盖着这深奥罪恶之谜的面纱。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中，有腐败和奢侈制度的代理人，这是外国人为颠覆共和国而发明的最强大的手段；我指的是无神论的不纯洁的使徒，以及无神论的基础——不道德。”

Renier先生继续以犹太人满意的语气说道：

“如果他没有说出这些话，他可能还会获胜！”

Renier先生在这句自鸣得意的句子中，无意中把罗伯斯庇尔没有完成的“i”点上，把“t”划上。

罗伯斯庇尔对“腐败的秘密外国人”的影射越来越接近真相；再多说一点，全部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

当天凌晨两点，罗伯斯庇尔的下巴被枪击中，第二天一早被拖到断头台。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第15号议定书：

“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对待那些知道太多的非犹太人共济会成员。”

注：亚伯拉罕·林肯被犹太人布斯枪杀，与此有些类似，林肯在向内阁宣布他打算今后以无债务方式为美国贷款融资，类似于他为内战融资的无债务货币“绿背钞”的当晚被枪杀。

 

拉姆齐上尉：《无名战争》1952

作者：

阿奇博尔德上尉 莫尔·拉姆齐在伊顿公学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接受教育，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冷溪卫队第二营服役，直到 1916 年身负重伤，此后在团部、陆军部和英国驻巴黎战争使团服役，直到战争结束。

1920 年起，他成为苏格兰皇家卫队成员。

1931 年，他当选为米德洛锡安和皮布尔斯郡的国会议员。

1940 年 5 月 23 日，他因违反第 18b 条规定被捕，未经指控或审判，被关押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的牢房中，直到 1944 年 9 月 26 日。 第二天早上，他恢复了在下议院的席位，并一直待到1945年议会结束。